【奇闻轶事】后汉书的文学价值:体现了东汉主流的预言思想。

  有关《后汉书》的观念使用价值,草窗王鸣盛评曰:“范书贵义德,抑势利眼,进处士,黜奸雄,论儒家文化则深美康成(郑玄),褒党锢则青睐李(膺)、杜(密),丞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,公卿看不到采而特尊独走。”(王鸣盛《十七史商榷》)理应说,这一点评甚为合理,然“公卿看不到采”改成“公卿罕见采”很有可能更适当,且褒隐逸、尊独走亦未到极端化的水平,只不过是和别的史书相非常明显而已。具体说来,《后汉书》有毫无疑问皇权纪律、赞颂忠诚名节等儒家思想正统思想,亦有褒奖遁世隐逸、狂狷放达的道教风水玄学观念,也有对佛家观念的抨击等。

  传扬儒家思想正统思想亦应是《后汉书》的基础內容。《后汉书》中对绝大多数角色的褒与贬,有一个擒雄儒家文化的规范:有益于江山社稷稳定、需求侧改革的忠诚之人,即受褒美;相反,即受贬责。

  《后汉书》中褒赞了大批量的清正廉明爱民者。如《循吏列传》中记传卫飒时,赞此人“理恤民事诉讼,居官如家酒店,其所治国,无不合于物宜”;记传王景时,细数其修渠治理、教民耕种蚕织等功绩,赞其清正廉明爱民;记传王涣时,写其敦儒家文化,习《尚书》,读律法,清廉正直,善判案,“曲畅快诈,压塞群疑,又能以谲数发佞奸伏……”又如在卓茂、鲁恭、魏霸、刘宽等人物传记中,赞其治行出众;杜根、刘陶、李云等人物传记中,赞其重情义直谏;班超、梁谨等人物传记中,赞其有勇有谋,有功塞北……这类称赞主要表现了对皇权纪律和需求侧改革的维护保养。

  《后汉书》中还对重情义执节者倍加赞扬。《党锢列传》中写李膺受诬陷,遭党锢之祸时,拒不躲避,曰:“事底事难,罪不逃刑,臣之节也。吾年已六十,死生有命,去将安之?”坦然就死。范滂“少厉清节,为州里所服。举孝廉,光禄四行(忠厚、朴素、逊让、勤俭节约)”,及遭党祸,亦无私就死:“其母与之诀,滂白母曰:‘仲博(其弟)孝顺,足够供奉。滂从龙舒君归黄泉路,生死存亡人各有志。惟成年人割不能忍之恩,勿增感戚。’母曰:‘汝今得与李、杜并称,死亦何恨!不仅有令名,复求寿考,可兼顾乎?’滂跪授教,再拜而辞。”这也是一幅视死如归、母女离别的撼人图画。显而易见,范晔对于此事是倍加赞扬的,亦就是对封建社会忠肝义胆的赞扬。

  与创作者对以上记传角色的心态反过来,范晔对外戚、宦官的横蛮独断专行、千古罪人则倍加挞伐。汉朝中期,和帝、安帝之后,皇上全是幼时继位,不可以掌管朝纲,因此开始了外戚与宦官角逐皇朝领导权的错乱局势。如桓帝与单超、徐璜、具瑗、左悺、唐衡五宦官计议杀了梁翼,五人俱封号为侯。因此,她们妄自尊大,掌权朝纲,骄奢淫逸,千古罪人。《后汉书》对以上的外戚与宦官们开展了绝情的揭秘和抨击。

  总的来说,由此可见《后汉书》毫无疑问了关键纪律,赞扬杉达忠肝义胆,鞭笞奸人邪惡,大部分展现了儒家思想正统思想意识。实际上 ,这也是它被列入“史书”的直接原因之一。

  《后汉书》对佛家与谶纬观念大部分是全盘否定的。在《西域传·论》中,范晔点评佛家说:“详其净心释累之训,空有兼遣之宗,道书之流也。且好仁恶杀,蠲弊崇善,因此杉达谦谦君子爱其法焉。然很大不经过,奇谲无已,虽邹衍谈天之辩,王者荣耀庄周蜗角之论,并未足够概其万一。又小精灵起灭,因报相寻,若晓而昧者,故通人比较多惑焉。”强调了佛门的聊以自慰。又,《张衡传》中载其《请禁图谶》一篇,创作者以赏析的语气描述了他上疏的状况:“衡以象纬荒谬,非圣贤之法,乃上疏曰:‘此皆欺世罔俗,以昧势位……宜个人收藏图谶,一禁止之,则朱紫没有眩,著作无暇玷矣。’”联络《宋书》本传中球亦说范晔“常谓逝者神灭,欲著《无鬼论》”,其临终前“语人赠言何仆射:天地绝无佛鬼”,亦有利于了解《后汉书》的这一思想观点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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